蜀錦提花織機模型 成都博物館供圖
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錦 圖據(jù)新疆博物館官方微博
8月19日晚，天文現(xiàn)象“五星并現(xiàn)”上演，此時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和土星這五顆行星同時出現(xiàn)在夜空中。1995年在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一張漢代蜀地織錦護臂上，織有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字樣。這里的“五星”即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。
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錦現(xiàn)為國家一級文物，中國首批禁止出國（境）展覽文物。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(fā)現(xiàn)之一。專家們經過研究得出結論：這是來自數(shù)千公里之外的蜀錦。有專家還根據(jù)銘文內容，推斷出其為漢末三國時期生產的蜀錦。
證實來源蜀地
織機技術復制出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錦
1995年10月，中日考古學者對尼雅遺址1號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(fā)掘，連續(xù)清理了一批古墓。在其中一座墓中的男主人右肩上部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塊錦制護膊，護膊上赫然織有八個漢隸文字：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。”在墓中還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塊與之相同面料和圖案的織錦殘片，上面織有“討南羌”三字。顯然，這是由同一塊錦上裁下來的兩段。錦的織造工藝非常復雜，體現(xiàn)了當時織錦技術的最高水平。
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織錦出土時，也曾有很多學者推測是蜀地制造的錦，但也無法找到更多的證據(jù)支持。蜀地織錦的諸多細節(jié)，還需要更多材料加以豐富完善。轉折點就發(fā)生在老官山出土的織機模型之上。
2012年夏，成都市天回鎮(zhèn)老官山一座西漢時期的墓地中，四部泡在水中的竹木質地織機模型重見天日。這是我國首次發(fā)現(xiàn)的完整的西漢時期織機模型。專家們經過深入研究，確認它們屬于提花織機。提花織機的厲害之處，就在于它可以通過上萬根絲線，為織機編制并存儲一部類似現(xiàn)代計算機的“二進制”編碼。工人在紡織時的“選綜”，就相當于對花紋進行編程，最終織出有圖案的錦緞。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，老官山漢墓織機模型的編程方式還不只一個：滑框和連桿兩種技術手段，織出的花紋出格當有所不同。
2013年，國家文物局“指南針計劃”，開始嘗試以其為基礎復原漢代勾綜式提花機。3年后，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專家用復原出的織機復制出了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織錦。
“天下母錦”
漢代，成都已是全國聞名的織錦中心
蜀錦歷史悠久，風格獨特。明清以來，它與南京云錦、蘇州宋錦、廣西壯錦并稱為“中國四大名錦”。蜀錦位于四大名錦之首，早于其他名錦一千余年，有著“天下母錦”的美譽。
古蜀人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蜀山氏，早在公元前2700-前2600年間，蜀山氏就已經站在了中國蠶桑絲綢早期起源的門檻上了。古蜀有蠶叢氏，蠶叢氏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和蠶桑業(yè)的傳承者，這一族群從飼養(yǎng)桑蠶轉化為飼養(yǎng)家蠶。有專家認為，根據(jù)“蠶叢”這個稱呼，古蜀人應當是最早養(yǎng)蠶取絲的部落。
蠶桑業(yè)的興盛，為蜀錦的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據(jù)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記載，早在夏禹王時“會諸侯于會稽，執(zhí)玉帛者萬國，巴蜀往焉”，巴、蜀兩國首領朝拜時就帶去了用帛包裹的玉和“熊羆狐貍織皮”獻給夏禹王。至春秋戰(zhàn)國，蜀錦生產已很興盛。
到了漢代，成都已是全國聞名的織錦中心，“女工之業(yè)，覆衣天下”。漢代蜀錦生產技藝也大為提高。蠶絲染色在朱、黃、青、白、黑“五方正色”的基礎上，又增加了綠、紫、絳等“間色”。蜀錦還被作為貢品獻納朝廷。漢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稅輸，為宮廷織造“七成錦帳，以沉水香飾之”。用一州三年的賦稅織造一床錦帳，其精致豪華可以想見，同時亦反映蜀錦工藝水平之高。
蜀錦是當時政府的重要經濟支柱，這也是政府在成都設置錦官、開辦錦官城的初衷。三國時群雄紛爭，戰(zhàn)火連綿。占據(jù)益州的劉備，支撐戰(zhàn)爭的龐大經費從何而來？蜀錦收入即為他主要的財政收入。諸葛亮在頒布的教令中毫不諱言地宣稱：“今民貧國虛，決敵之資，惟仰錦耳。”蜀錦在蜀國占有如此重要的戰(zhàn)略地位，因此諸葛亮通過鼓勵種桑、提升技術、國家管理等多種形式，大力扶持蜀錦的發(fā)展。
唐貞觀年間，蜀錦還首開文字織錦之先河。其杰出的代表作——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，一時轟動京城，被唐太宗欣然收入宮中。唐玄宗也是蜀錦的擁躉，“其費百金”打造的五彩絲織背心，被視為“異物”，讓他喜不自禁。唐中宗女兒安樂公主出嫁時，益州地方官進獻的賀禮是一條“單絲壁羅龍裙”，系用“細如發(fā)絲”的金線織成，“飄似云煙，燦如朝霞”，這種羅裙花重色復，圖案栩栩如生。唐代詩人紛紛寫詩贊嘆:“裙腰金縷后”，“瑟瑟羅裙金縷腰。”
蜀錦
絲綢之路上的瑰寶
蜀錦不僅深受國內消費者喜愛，還經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銷往國外。
南方絲綢之路起始于成都，經云南出中國后到達緬甸、印度、阿富汗，然后繼續(xù)往西至中亞、西亞。司馬遷最早記載了這條神秘的通道。他在《史記》中提道，公元前122年，奉命出使西域的張騫，在大夏(今阿富汗)看到了從印度輸入的蜀布和邛竹杖。這讓張騫大為驚訝，認為其間一定有一條從成都平原到南亞、西亞的道路。這條路史稱“蜀身毒道”，身毒即今印度。現(xiàn)在的歷史學家經過考證發(fā)現(xiàn)，其實，早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、金沙時期，這條古蜀與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即已存在，比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要早上千年。蜀錦是流通在這條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。那些滿載蜀錦的馬匹，從成都一路南下，清脆的馬蹄聲、悅耳的鈴鐺聲，夾雜著蜀商們的談笑與吆喝，響遍沿途的山谷與村落，響徹南方絲綢之路。
漢武帝開通北方絲綢之路后，因為蜀錦受到世界的追捧，迅速地成為了北方絲綢之路上當仁不讓的貿易主角。唐代詩人張籍在《涼州詞》里說:“無數(shù)鈴聲遙過磧，應馱白練到安西。”這詩中的“白練”，就有不少是來自成都的蜀錦。
蜀錦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商品，專家認為，蜀錦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另一個重要影響，是其織造技術的輸出，蜀錦技術在不同時期影響了宋錦、云錦。可見，成都生產的蜀錦，對促進東西方物質、文化交流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，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