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充絲綢歷史悠久，享譽海內外，特別是在1925年到1937年期間，南充蠶絲生產進入了黃金時代，一時間，“川北絲廠林立”，但隨著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的全面爆發(fā)，日本造絲業(yè)大量入侵直接導致中國絲廠紛紛倒閉，南充蠶桑業(yè)全面陷入困境。深受日絲傾銷災難和資本家的殘酷壓迫的南充絲綢工人，于1940年3月13日至3月30日舉行了為期18天的聯合大罷工。

  南充當時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經濟形態(tài)，城內各行業(yè)一般都是手工業(yè)小作坊，而唯獨絲綢工業(yè)比較發(fā)達，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，南充絲綢作坊、工廠就達60余家，共有工人4890余人，特別是由兩家大資本家開辦的兩家大絲廠德合絲廠（解放后簡稱南充絲三廠，多為女工）、六合絲廠（解放后簡稱南充絲二廠，多為男工）資本雄厚、設備先進。絲綢工人成為當時南充唯一的產業(yè)工人。

 但是，由于日本造絲業(yè)大量涌入，以真亂假，廉價傾銷，使南充每擔絲價由500元（銀元）跌至270元。在日絲入侵之時，南充絲商不服賤賣，致使絲綢產品嚴重積壓，小絲廠紛紛倒閉關門，大批絲綢工人也隨之失業(yè)，工人掙扎在貧病交加的生死線上。當時，在工人中流行著一首歌謠：活路整天干，吃的鴨兒飯，睡的黃篾席，臭蟲是伙伴，年頭回家轉，工錢夠盤纏。

 “不買日貨，就是抗日！”食不裹腹的絲綢工人與愛國學生紛紛走上街頭，發(fā)表講演、散發(fā)傳單，號召抵制日貨，銷毀日貨，反對日本造絲業(yè)入侵。他們將“永利商店”老板胡明德、“知足齋”商號營銷的日本各色人造絲、花布全部查封或銷毀。絲綢工人抵制日貨、反抗日本侵略軍的運動在南充廣泛開展起來。

  在日本造絲業(yè)長驅直入，敲骨吸髓的經濟侵略下，1940年春，六合絲廠廠方借口檢修機器，故意將開工日期一再拖延，以趁機開除工人。絲廠廠方規(guī)定：要重新進廠上班的工人，必須找兩家鋪保（擔保人）擔保。有了鋪保，工人就不敢鬧事；找不到鋪保的，就趁機開除，或者改用更廉價的女工。

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1940年3月13日，走投無路的六合絲廠工人提出了“抵制日貨、銷毀人造絲”、“要工做、要飯吃”的口號，在四川絲業(yè)公司南充辦事處門口靜坐示威。見男工罷工，遭受更深壓迫的德合絲廠女工紛紛扯斷絲線，打出了“同工同酬，男女工資平等”的標語，1000余名絲綢工人封鎖了德合絲廠，舉行了“反日絲、反鋪保”的聯合大罷工。

 面對千人大罷工，急得束手無策的資本家請來了時任國民黨南充專員的陳開泗。陳開泗不但不答應工人要求，反而派出“國民自衛(wèi)隊”，企圖武力占領德合絲廠，迫使工人復工。自衛(wèi)隊員在廠門口鳴槍威脅工人，并用槍托毒打工人。怒不可遏的絲廠工人紛紛用石頭、瓦片、木棒、板凳還擊，頓時整個絲廠瓦石亂飛、吼聲震天，自衛(wèi)隊不得不退出了德合絲廠。

  14日，又有兩支反動軍隊氣勢洶洶地從今天的南充市儀鳳街、豬行巷（今吉慶巷）趕來鎮(zhèn)壓罷工工人，工人們立即拿起各種武器阻攔在各通道、準備迎戰(zhàn)。正當危急關頭，各行各業(yè)的工人、商人、學生及時趕到聲援，將街道圍得水泄不通，圍觀的群眾也吶喊助威。幾百士兵見勢不敢前進半步，怕事態(tài)擴大的陳開泗不得不下令撤回。

 15日，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李亞東和縣總工會理事長秦起潘出面“調解”絲綢工人大罷工事件，但遭到工人拒絕。16日，國民兵團再次包圍了絲廠，一場血戰(zhàn)一觸即發(fā)。在緊要關頭，共產黨組織立即推選有威望的工人建立起罷工防暴指揮機構，規(guī)定不經指揮機構批準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絲廠。同時，防暴指揮機構將罷工的1200余名工人分成繅絲幫、絲綢幫等20多個組，堵在市雞市口、市平城街等要道，與反動武裝對峙著。

 17日，陳開泗再次帶著一批保安來到絲廠，在平城街架起了機槍，打傷工人6名。工人奮起反抗，砸傷了保安隊長，并繳獲4支步槍。斗爭持續(xù)到深夜。

 3月28日，在鎮(zhèn)壓一次次遭受失敗的情況下，六合絲廠被迫和工人代表談判。經談判，資本家答應了工人提出的“工人免保入廠”、“增加工資”、“男女同工同酬”等五項要求。

 3月29日，工人復工。至此，為期18天的南充絲綢工人大罷工終于取得了勝利。（李偉、王玉芬）